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世界经济大趋势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将于2015年3月21日—3月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详细>>
嘉宾介绍

主持: 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发言: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保罗·罗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于尔根·费琛(德意志银行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杰弗里·萨克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直播:中国经济网

文字实录

  余斌:各位来宾,早上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十六届年会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和往年一样,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论坛前的峰会。今天是中国的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人们在这一天里会祈祷一年的风调雨顺,有一个好的收成。在此我衷心的祝愿各位来宾,在2015年取得好的成绩。愿望是美好的,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并不令人乐观,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他们在经济增长、在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表现出现明显的分化,从下一步的走势来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已经采取的措施能否收到成效,还取决于他们还会采取什么样新的措施。 

 

  余斌:经济学家不是寓言家,但是我们需要做出很多的预测和判断,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对于今天世界经济出现的许多新的特征,那么究竟哪些可以归纳为“新常态”?哪些则是“非常态”?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新的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还是非周期性的?是长期性的还是临时性的?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给出答案。 

 

  余斌:中国的先贤孔子教导我们说“知行不可而为之”,把这句话送给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们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我们做出判断、做出预测,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这一节我们邀请到5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这5位专家的组合,我相信能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带来别样的启迪,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首先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大家欢迎。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想以全面持续的提高要素生产率为题谈一点想法。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延续了回落的态势,7.4%的增长是最近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的变化,正在转变为一个更多的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 

 

  刘世锦: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来说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均属不容易。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或者我们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场,遇到的主要是认识问题,如何调整由来已久的高增长的思维定势。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的转型开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今年和明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这样的话,我们感到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具体的说,就是在避免增速回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的增长平台。要实现转型再平衡,我们感觉需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的变动,其中制造业投资只有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所以投资的增速触底,通俗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靴子已经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然现在是一个分化的态势,我们认为有较大的可能性实现比较平稳的软着陆。 

 

  第二个条件就是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货币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的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个条件就是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是超过了我们在座各位的预想,但是我们感到这仅仅是一个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最大的市场规模,这有三重因素,叠加起来以后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这个创新的成功机会。 

 

  刘世锦: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也就是说要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过快下滑,提供一个缓冲带,同时又要避免放得过松,延缓必不可少的调整。比如最近中国有一个问题讨论比较多,就是通缩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价格的低迷我们感到与成熟经济体的通缩相比成因大不相同,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叫成通缩,那么这种通缩主要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由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10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产能过剩所引起的。如果不经历一个实质性过剩产能的退出和调整,这些行业的价格不可能回升,相反如果流动性过多还会延缓低效企业的退出。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首先就是要重建改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最近中国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置换,这应该说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的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该加快。 

  第二是要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走向成熟必须要过的一关。 

 

  第三是基础产业领域要切实“放大”,放大是打引号的就是要放开准入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摊投资潜力,但是必须转换效率,提高效率。 

 

  刘世锦: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样一个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趋缓,而城市资源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更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要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应的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刘世锦:第六是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已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比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的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且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相同或者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比如像绿色的产业基金、绿色的债券、绿色的银行等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且持续的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渴望有十年获得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 

 

  刘世锦: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带来了大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机遇,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迎来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而且质的提升它的内涵更加丰富,空间也更大。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每年的GDP新增量仍然达到7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上排在第20位左右的国家经济总量,所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目前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接近1.2亿,人力资本总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的产业层次丰富,且处在转型升级之中,配套条件也是世界最好的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改造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在中国也是最为活跃的。抓住并利用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重大机遇,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余斌:刚才刘主任提出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谢谢刘主任。 

 

  下面有请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先生,大家欢迎。 

 

  保罗·罗默: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到屏幕上,不会讲英文的人可以看屏幕,如果懂英文的人大家听我讲可能更好一点,如果你又看又听的话,可能脑子就不够用了。 

 

  我们放眼全球,我们看到了有几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结构变革,比方说全球的一体化、科技的发展、创新的共享、人口构成的因素,很快能够稳定全球的人口,这些都是非常深入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发展趋势当中又会有一些矛盾,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悲观情绪,那可能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相似,当时人们的那种悲观情绪是错误的。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有悲观情绪的话,可能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把精力放在真正的挑战和机遇上。 

 

  保罗·罗默: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环境非常艰难,我们的社会是资源短缺的,技术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问题就是说很难把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因为要这样做的话,就需要政府有非常强大的机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投资的原因。如果我们可以发展这些机制,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就能够统一起来了。我们需要在稳定的政策上来应对这种结构性的挑战,这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我可能在此不太同意常规的一些想法,要想建立更好的治理机制,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实验,在政府的层面上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协调,也不需要更多的统一或者是联邦制。大家记住稳定政策要使得产出缺口保持的比较小,同时也让通胀率比较低和稳定。我们在管理产出缺口上做的还不够,所以现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关于结构性政策我们需要增加结构性的产出,同时也应该提升生活各方面的质量,并且保持社会公正,保护环境。 

 

  保罗·罗默:即便是在解决交通拥堵这样的小问题方面,我们都应该采取结构性的一些政策。我们说交叉就像我们说的象声一样,可能是两个区间,各自发出声音,交叉起来就会有噪音。我们再说到稳定政策可能就是不同领域交叉起来发生了很多的噪音,正是因为如此可能会对长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保持比较悲观的情绪。 

 

  我们再回到七十年代,在石油价格暴跌,石油危机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说经济增长不仅会放缓,而且会变成负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没有油了。另外也说可能到八十年、九十年的时候人口暴涨的话可能会导致全球的饥饿,那时经济学家也相信全球各个地方的通胀都会失控,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在化石燃料或者能源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食品也大大增加,人们并没有饥饿,而且人的平均寿命从七十年代开始实际上是上升了10年,当时的主要问题可能糖尿病或者肥胖,这是因为可能吃的太多、吃的东西不当造成的。 

 

  保罗·罗默:从通胀来讲,实际上最大的稳定问题当时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还有另外的一些进步标志,我们当时的电话大概只有3亿,而现在有10亿。从常规的智慧来说,也就是说不管是对于社会的不公也好,还是环境或者水、粮食还有增长,实际上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当时的观点都过于悲观了。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只是对严重性做出了错误的预估,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不够的,实际上结果证明很多东西是充足的、有余的。我们为什么要表示乐观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激励机制用好的话,我们可以给所有的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比方说水利压裂技术,使得我们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通胀为目标的话,中国巨大的增长在过去的30年以及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等等,这些措施都反映出了一种创新,但是它不光只是在公司层面的创新,而是摩尔定律的效果。 

 

  我们是不是需要保持这种悲观的情绪呢?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让银行的债股比达到30%、40%,但是在美国我们很难改编。在中国的话,可能我们很难让中国的电厂安装一些空气净化的设施,我们也很难管理交通拥堵。在二战以后,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大了,形成了威胁,但是现在我们的挑战是政府的力量太弱了,甚至连公路的合理使用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政府,需要一些新的机制,但是它们必须是具有合法性的。 

 

  保罗·罗默:另外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也是一个新的机制,这是合法的,今天可能感觉会少一些,这能够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在这些机制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必须要适应现在新的低通胀的环境。为了提升我们在全球机制的质量,我们需要更多的放权,使得下层能够有更多试验的机会,比方说让城市自己来先行先试。像欧洲的央行现在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到处都采用这样的治理模式的话,实际上会造成人们的一些怨愤。所以不光是说你要知道做什么,而是你要让人们相信它的合法性。 

 

  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常规的这种思维,通常我们在做预判或者给出药方的时候,可能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我们的药方又过于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不让政府陷入瘫痪或者是错误的管理。谢谢。 

 

  余斌:谢谢保罗·罗默教授。下面有请德意志银行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费琛先生,大家欢迎。 

 

  于尔根·费琛:谢谢。早上好,刚才两位演讲者已经介绍的非常全面了,也就是说对什么叫做新常态,这个问题大家不光在中国提出,在全球也是一样。对于新常态的定义可能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部分人会认为它包括稳定、效率、和谐、发展等等。 

 

  我们看一下历史, 实际上很难有一个稳定的轨迹或者空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世界并不像很多人说得那样会毁灭,我们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现在油价可能几个月跌了50%,而瑞士法郎一夜之间就上升了20%,在未来的6个月全球24个央行都会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虽然说量化宽松可能大家定义也不一样,但都是非常巨大规模的量宽政策。全球的经济增长会比去年好一些,如果我们看未来五年,我认为会取得很好的进展,尽管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我们还是会很有信心。 

 

  从欧洲的角度,我主要是介绍欧洲的情况。欧洲在近期内应该是很快要结束零增长的局面,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他们增长恢复比较快,而欧洲是恢复比较慢的。关于尾部风险或者欧元区的崩溃,可能都是人们认为的最大风险。 

 

  于尔根·费琛:我先说一些欧元区,欧洲现在还没有回到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上,很多欧洲人民都经历非常艰难的几年,今年所有欧元区的成员应该都会出现正的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从上周末开始欧洲央行开始了量化宽松,当然这个政策即便在欧区还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尤其在我的国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举措,但是在未来的15个月应该能够给市场注入1.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尤其是在银行系统。当然这个能否重启经济增长,这还是有争议的问题。美国那边似乎认为这个措施会奏效,但是其他一些国家是有保留意见的。我们并不知道货币政策会对实体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看待欧洲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些欧元区的国家体制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其实并不能在各个国家得到统一的执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于尔根·费琛: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并不认为去年发生的情况是未来应该在银行业形成联盟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欧洲的银行就完全的健康了,这也不意味着欧洲的银行业就已经有比较强劲的资产负债表了,但是真正的价值是在于为了形成银行的联盟,主权国家必须要让出一部分主权,这才是未来的方向。如果各个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欧洲是不可能在一个合理区间内能够实现较好的经济增长的,那么之后还需要有各种措施,除了银行的联盟之外、一体化以外,欧盟也在说可能需要统一资本市场,要确保金融市场可以支撑欧洲的实体经济,现在我们又在说能源一体化或者能源联盟,还有人说数字联盟,那就是需要把互联网4.0以及工业化4.0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要改变治理的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欧元区国家放弃一部分主权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于尔根·费琛:在36个小时以前,欧盟委员会在讨论,如果欧元区解体的话,那就是欧洲的失败,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选择。无论是我的前任也好,还是我也好,我都认为欧洲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结构改革,比方税收改革、立法改革、劳动力以及金融市场的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去年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是大家也应该了解,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只要愿意付出行动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取得成绩的。比方说现在欧洲开始要投资基础设施,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金额够不够,但是我们希望它在政府推动下能吸引更多的私营资本进入。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另外一端我们必须要来刺激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一些初创企业在通信电信领域的成长,所以大家看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相信我们目前的工业化进程在欧洲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能够为世界行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我心中,我是完全不存疑问,我们在治理这一块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一些政策,我们是能够来做好的,而且刚才讲到欧洲成功没有其他路,只有这条路,而且欧洲必须能够应对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想建议不要把欧洲的一些尝试跟其他区域相提并论,因为欧洲这些挑战是非常独特的,也使得我们欧洲的整个政治经济的气氛非常特别,需要有独特的一些关注,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化、法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同,这样的一些差异可能会把欧洲看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比如在跨大西洋方面、欧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能在两个大洲之间建立更加团结的关系,另外也有一系列在亚洲的这些国家也应该非常积极参与欧洲经济的重建,欧洲经济是能够为现有的国家提供很多帮助,比如说在工业化进程,在IT方面的一些专长,通过这些合作也能让欧洲的经济未来更加繁荣。

 

  于尔根·费琛: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是不能忽视的,所以需要国内做一些工作。我们看到有一些复苏的迹象,我们要有更多的耐心。我也坚信我们经历的这些痛苦,这样的一些阵痛,未来是会有成果,是会有结果的,我们希望会有一些更加亲民的政策,让欧洲的经济重振。还有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向欧洲人民证明它的实效,能让整个欧洲更加团结,能让欧洲有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能让人民和睦、和平,在一个稳定环境中生活,而且是普惠所有人民的这样一个效果。谢谢。 

 

  余斌:如果今年欧元区的成员国都能实现正增长,那么它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谢谢于尔根·费琛先生。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大家欢迎。 

 

  林毅夫: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后,到底会维持多高的增长率,是在座的各位以及世界上所有关心经济发展的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 

 

  我们知道,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去年,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9.7%,这当然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的下滑,到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是7.4%,比它长期的平均增长率低了2.3个百分点,那就像今天早上刘世锦主任所讲的,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还非常的大,那么到底中国今年以及未来几年会维持多高的增长速度,在今年刚刚召开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的目标是7%左右,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而且很可能达到了目标会在7%以上。并且我认为不仅2015年是在7%或者高,很可能在016年-2020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中国政府所定的目标也可能是在7%左右,而实际达到的也可能会超过7%。为什么我会做这种判断?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国家它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有没有条件来挖掘那些潜力,把潜力变成现实增长。那对一个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因为经济增长讲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往上升,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所以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高。同时要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际实现的每个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多,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会了解这个道理。 

 

  林毅夫:那么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它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要产业升级,这是保罗·罗默教授刚才谈的。但是发达国家它的技术,它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500美元,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跟发达国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技术产业差距,这个技术产业差距就代表中国跟发达国家来比的话它的产业技术升级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后发优势,那当然这个后发优势有多大怎么来衡量,我觉得一个最好的衡量方式就是看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我前面谈到中国在2014年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只不过是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有13%左右、14%左右,但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也只有美国的差不多25%。我们可以发现,像那些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的其他东亚经济体,像日本、韩国等等,他们在同样的跟美国收入差距水平的时候,他们所取得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可以达到8-9%之间,所以从这样一个差距水平来看,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8%的潜力。政府的债务水平达到GD只有40%多一点,不到50%,民间的储蓄率达到将近50%,再加上中国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所以我想把这些有利的优势都用起来,那么应该讲起来中国实现7%的增长速度应该完全是有可能的。 

 

  中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是达到13%,如果中国维持7%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就将近1个百分点。而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是在3%-4%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今年跟未来的一段时间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应该可以达到25%-30%之间,所以中国仍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 

 

  谢谢。

 

  余斌:未来5-10年中国经济还具有8%的增长潜力,谢谢林毅夫教授。下面有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先生,大家欢迎。 

 

  杰弗里·萨克斯:非常感谢,很荣幸能够回到发展论坛。跟一年前相比,可以说世界经济的情况现在是更加健康、更加良性,我们已经过了2008年危机后的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认为在美国的量宽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欧央行它的量化宽松政策在稳定经济之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这个时期。另外我们看到石油价格的下挫,这在一年前大家都没有预料到,没有人对于石油价格说任何下行的判断,它可能跟经济是一种短期的关联关系。另外我们看到在技术行业有很多的活力,对于宏观经济的变化它也有一些颠覆的作用。当然还有在我们社会各个角落存在不平等、不平衡的现象,我们很快来过一下这样一些现象。 

 

  杰弗里·萨克斯:在生态、在收入、在财政政策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也是速度不一样,另外我们经济发展也没有按照绿色发展的轨迹去迈进,我们实际上人为的造成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和其他问题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压力,收入不平等也导致在大的经济体,像中国、美国它的情况更加加剧。在财政政策这一块有很多呼吁,要去做更大的投入,更大的政府投资,现在有老龄化的社会,有养老的负担,在现在的环境里头很难去加税,所以我们在世界里有很多的不平衡现象需要来应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这些类型的投资,就是多层面的投资,至少有6个层面才能促进健康社会,比如人力、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社会资本方面的投资,如果大家做核算的话,我们大部分的社会只是在做其中2-3个投资,没有做全部的投资,我们在投资的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刚才林毅夫教授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我们的情况现在更加复杂,因为不仅仅是追赶,而且还要做新的创新,考虑到全球有这么多的制约因素,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接下来经济发展模式是很不同的,有两个主要的组成因素:第一个中国的投资和出口必须要引入新的领域,欧盟是传统的出口目的地、出口市场,但是可能未来亚洲、非洲会占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提出的倡议是非常重要的,是完全合适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宏观经济推动因素,对于整个区域也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有类似的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机制,而且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非常好的成本优势,我们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需要有几百亿的投资。另外我们也需要在能源行业的转换,在这一块我们不用讲太多的证据,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我们必须要向着无碳化的能源体系去迈进,本到世纪中叶要达到除碳的效果。很多国家也在做这些工作,比如在巴黎下一届气候峰会上我们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杰弗里·萨克斯:另外在社会里面,看到社会不平等也是一大挑战、一大难题,需要很多社会投入,比如在教育行业和养老,不仅仅需要公共部门,而且需要私营部门的投资,我希望中国能够把它的机制跟它在其他国家学到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在北美的一些经验来做一个补充,有一些通过社会投资,通过引入民营资本,能够让它的投资成效更好。对于信息技术行业,我们需要有革新,需要有创新,它能够营造一个在经济中共同的基础,比如在卫生、教育、零售、批发、城镇化、城市管理和治理方面都能带来好的效果。所以在一些新的科技创新方面,它有很大的好处,它能够带来一种绿色经济的腾飞。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全球经济的治理,我们需要全球的治理机制。在9月份联合国的成员将会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有在全球范围的一系列目标框架,比较全面,能够把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目标统筹起来、统一起来,能以长期的方式来进行探索。另外在联大之后,在巴黎我们又会召开气候变化大会,我们也需要向中国、美国和欧盟这样一些经济体能够更加大力度的去做除碳的工作,能让我们的能源体系到本世纪中叶达到零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全球的法治,不仅仅是国内的法治,我们也需要来避免一些带来战乱的风险,我们应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机制,以及全球的法治机制来保证我们世界的长治久安。谢谢。 

 

  余斌:谢谢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按照会议安排,本来我们有提问的环节,但是本节讨论已经超时。卢迈先生反复提醒我,要保证接下来的会议能够正常进行,这样我只能忍痛割爱,感谢以上5位先生对于世界经济,对于欧洲,对于中国发展所提出的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以上5位嘉宾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也感谢在座各位参与,谢谢。